近期，以色列、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十二日战争”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引发了大家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全球最大的能源运输通道会不会被封锁的担忧，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虽然目前短暂停火，但下一步不排除冲突失控的风险。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动荡持续加剧，叠加大国博弈加剧，我们面临史无前例的大变局。一是俄乌战争已延宕三年多，至今看不到结束的迹象；二是巴以冲突已持续一年零九个月，目前也很难结束；三是上述的伊以美三方冲突。而这三场发生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对抗，确确实实影响到全球和中国的能源安全。因为处于地缘政治风暴中心的俄罗斯、中东以及中亚地区贡献了全球55%左右的石油产量和60%左右的天然气产量，这个地方一打“喷嚏”，全球就“感冒”，全球能源安全就紧张。

作为普通老百姓，大家对能源安全问题是有切身感受的，比如2022年俄乌战争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我们在国内加油的费用也随之增加；再如2007和2010年出现的两次“油荒”以及2017年大规模“煤改气”导致华北地区出现的“气荒”，还有2021年全国多省区出现的大范围拉闸限电、2022年四川地区夏季高温干旱限电等现象，均给老百姓正常生活带来不便。这就是能源安全问题在国计民生上的反映。

对于“中国的能源安全”，我们怎么去理解？清泉想用几组数据说明：

第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和消费国，我们生产消费了全球近一半的煤炭，大约40亿吨左右，所以我们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依旧是以煤为主，2024年占比54%。

第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截至今年四月底，我国太阳能光伏装机10亿千瓦，占全球的40%；风电装机5.5亿千瓦，占全球的45%；我国新能源设备制造，包括新能源汽车在内的生产能力占全球的70%左右。我们的可再生能源已经一骑绝尘，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主导性力量，也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坚力量。特别是在特朗普2.0再次退群毁约、重新回归化石能源的情况下，我们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风景这边独好”。

第三，中国是全球第七大石油生产国、第四大天然气生产国，但我们也是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国。我国“十四五”期间平均每年进口5.5亿吨石油，其中一半来自中东，20%左右来自俄罗斯和中亚地区，我国2024年的石油对外依存度72%，而且过去几年一直保持在70%以上；我国去年进口约1800亿方的天然气，相当于1.4亿吨石油，其中40%来自俄罗斯中亚地区，20%来自中东地区，2024年的对外依存度43%，过去几年一直保持在40%以上。所以这些地区一打喷嚏，我们就跟着紧张。

所以，当下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更多表现为石油天然气安全问题。中国的高层和老百姓都关注能源安全问题。2014年6月，总书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也就是通过消费革命、供给革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和加强国际合作来解决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总书记2021年在视察胜利油田时，强调“能源的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

那么，中国的能源安全状况到底怎么样？我们到底能不能保障我们的能源安全？我有以下四个判断：

第一，我国能源安全的状况可概括为“敏感但不脆弱”，换句话说，虽然我们石油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很高，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感到紧张，对外部环境变化很敏感，但我们的能源供应体系并不脆弱，完全有能力保障自己的能源安全。首先，我们国家的能源总体对外依存度并不高，仅有15%左右，因为占能源消费结构54%的煤炭基本不需要进口；油气占消费量的27%，其中约60%需要进口；占消费结构19%的非化石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能、核能和生物质能源，也完全是“土生土长”的。这样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国家过去几年的能源自给率可以达到85%左右，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能源饭碗其实一直端在自己手里。

其次，我国自2019年开始至2025年，实施了一项“油气增储上产七年行动计划”，目的就是加大石油天然气行业的上游投资，提高国内产量，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通过该计划，我国的原油产量已经从2018年的1.89亿吨上升至2024年的2.13亿吨，年均增长近400万吨；天然气产量已经从1600亿方增加到2450亿方左右，年均增长100亿方以上。国内石油天然气产量的增加遏制住了我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节节攀升的势头。

再次，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全球石油天然气明显处于“供应过剩”状态，这是由于全球经济发展低迷，沙特、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等油气大国供应增长，能源转型和新能源发展降低了对石油的需求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当前的全球油气市场是典型的“买方市场”，这种态势十分有利于我国的油气进口。

另外，十余年来，我们也在未雨绸缪，加强我国的石油储备和天然气储备能力建设。截至目前，我们已建了一批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基地；建成西部和北部地下储气库、东南部沿海地上LNG储罐相结合的天然气储备布局。

综合各方面的预测，在极端情况下，也就是进口中断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的生产供应能力和我们自己的油气储备能力能够满足老百姓的基本需求和工业制造业等关键领域的需求。

第二，应坚持“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观”，充分融入全球的能源市场、能源体系和能源格局，拓展多元化的能源进口渠道，保障我们的能源安全。当今世界虽然正在遭遇逆全球化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仍然是一个“相互依赖”很高的全球性时代，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生产、供应和消费，已经高度全球化，主要体现在北美、东亚和西欧等消费中心高度依赖俄罗斯中亚、中东、美洲和非洲等生产中心，同时后者在出口、财政收入及石油金融上高度依赖前者。石油天然气产业一直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埃克森美孚、壳牌以及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跨国石油公司也是跨国公司的佼佼者，排名一直位居世界500强前列。

正是得益于油气工业的全球化，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清泉所在的中石油就开始走出国门，在全球范围找油找气、构建油气进口和运输的通道。截至2024年底，我们已经建成中亚俄罗斯、中东、非洲、拉美、北美和亚太等重点油气合作区；成功构筑西北、东北、西南和东部海上这四大油气进口通道，特别是中国-哈萨克斯坦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俄油气管道、中缅油气管道已经成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力量，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工程。2024年，我们可以从俄罗斯方向进口油气1.4亿吨油当量，从中亚五国进口油气4500万吨油当量，通过缅甸进口1500万吨油当量，从海上进口5亿吨油当量。所以，多元化的进口渠道，深度融入全球市场的油气产业格局，也是我们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

第三，在能源转型的背景下，如何保障关键矿产资源的安全供应，成为能源安全的新课题。随着全球范围内能源转型的加速，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行动在我国势不可挡地展开，非化石能源未来几十年将逐步取得主导地位。预计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供应和消费将占到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的80%左右。而非化石能源的生产、储存、分配和消费与现行的化石能源供应链体系有着本质的不同。“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有了新的涵义。 

尤其是储能领域，新能源储能设施的生产制造涉及所谓的“新能源关键矿产”，如锂、钴、镍等，在我国的储量并不丰富，严重依赖进口。比如锂资源，2024年我国的对外依存度达到58%，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和巴西；钴资源的外采率高达98%，主要依赖非洲的刚果（金）；镍资源外采率86%，主要依赖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如果说，以铁矿、铜矿、铝矿为代表的传统有色金属是过去我国大量进口的“老材料”的话，则新能源关键矿产将是我们未来可能要大量进口的“新材料”。而这给我国能源安全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第四，“能源安全”绝不意味自给自足，绝不意味不再进口油气，而是“炉子必须要生在自己家里”。也就是说，能源产业的核心关键技术、项目建设和工程管理能力、设备的制造能力，以及所涉及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才是确保能源安全的核心能力。就煤炭而言，目前我们拥有全产业链的技术管理及配套能力，且已实现自给自足，已将饭碗稳稳地端在自己手里。油气领域，目前我们基本拥有全产业链的技术和管理能力；在页岩油气开发等非常规领域，以及深水超深水勘探开发领域，我们也已经取得突破，能力不断提升，端住饭碗也没有问题；新能源领域，我国拥有规模实力最为庞大的产业链和市场体系，满足国内需求后还能远销海外，已牢牢将饭碗端住。甚至可控核聚变、天然气水合物这些“然气水合物这端住。规模实力也能自主研发。

最后，回到本文一开始的问题上，如果伊朗继续遭受以色列和美国的轰炸，那么伊朗会不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实质性影响我国的能源安全？从历史上看，霍尔木兹海峡从未被真正封锁过，即便在历次中东战争和伊朗与美国以色列关系最紧张的时刻，海峡也未被封锁过。把伊朗惹急了，伊朗可以在波斯湾搞点事，可以袭击油轮，可以用导弹进行定点打击，但海峡从未被完全封锁过。一旦该海峡被封锁，就意味着伊朗站在了全世界的对立面，这是伊朗不能承受之重。另一方面，从“意愿—能力—后果”三个维度分析看，伊朗对封锁海峡有意愿，但伊朗没有能力和手段持续封锁海峡，另外，伊朗也难以承受封锁海峡的后果。更为重要的是，伊朗很清楚，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是打击甚至消灭伊朗的核设施核能力，但无意推翻伊朗的政权，尚未被逼到墙角的伊朗，是不会“鱼死网破”地封锁海峡的。

总之，拥有全球最大的化石能源体系国和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我们正在为全球的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做出中国的独特的贡献。中国正在以自身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问题上的确定性应对全球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能源问题非但不是我们的“软肋”，而是我们推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能源强国的优势和亮点。

正所谓“风景这边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