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情报按：中东局势在酝酿新的变化，伊朗和以色列的唇枪舌战，以至互相攻击对方据点。美国重拾制裁大棒，欧洲则尽力斡旋，在不确定预期下，油价直冲80美元。

在纷乱复杂的局势下，更要认清中国的核心利益。选取一篇2014年的文章，有利于认识中国在伊朗的利益。

文/田文林

伊朗是中东最重要的地区大国之一，国土面积居中东第四位，人口居中东第二位，油气产量居世界第四位，GDP总值排中东第三、世界第二十五位；扼守霍尔木兹海峡，横跨海湾与里海两大产油区，素有“欧亚陆桥”和“东西方空中走廊”之称，布热津斯基称其为“地缘支轴国家”。正确评估中国在伊朗的利益，显得极有必要。

一、四大主要利益

中伊1971年建交后，虽历经美苏对峙、海湾战争、苏联瓦解、“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重大国际事件，但两国合作日益密切，中国在伊朗的利益越来越重要。

第一，伊朗是中国配置“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统筹和依托国内与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从外部获取足够的资源和能源，同时对外输出工业品，以壮大自身工业制造能力,伊朗在这两方面均是中国重要合作伙伴。

伊朗是确保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合作伙伴。能源供应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国家安全问题。中国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此后能源对外依存度快速上升，2012年达58%，2013年约为60%，预计2020年会达到75%。能否从海外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对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伊朗油气储量位居世界前列，油气总量与沙特大体相当，是中国对外能源合作重点对象国。能源合作是中伊合作的重中之重，有学者甚至将中伊关系称为“石油贸易伙伴关系”。一方面，伊朗成为中国重要能源进口国。

近些年，中国从伊朗进口原油数量增长迅速：2006年伊朗取代沙特，成为中国最大原油供应国（因西方国家制裁，近年中国从伊进口量大幅下降）；2007年中国取代欧盟，成为伊朗最大石油出口对象。2014年5月，中国从伊朗进口75.79万桶原油，是伊朗最大主顾。

另一方面，伊朗是中国重要油气开发对象国。伊朗是为数不多的开放油气上游开发的产油国，加上西方国家在苏丹、利比亚等产油国挤压中国，西方国家公司顾忌制裁等因素，中国日益将伊朗作为重点能源开发国。

伊朗也是壮大中国民族工业的重要海外市场。发展制造业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物质前提。中国海外工业品市场越大，制造能力就越可能壮大、提高。伊朗与中国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发展报告2011》数据，在全球122个国家中，中国工业竞争力排第5位，伊朗排第83位。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制造业是第二产业主体；伊朗处于工业化中前期，油气开采加工及相关工业是第二产业支柱。加之伊朗工业设备老化、技术落后、基建滞后，中国技术和设备非常符合伊朗当前消费水平和市场需要。目前，伊朗已成为中国市场多元化的重要海外市场：伊朗是中国出口成套设备及主要工业技术的重要国家，是中国海外承包工程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中国对外投资重要对象国。

第二，伊朗是确保中国西陲安全的屏障。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主要有三：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防范中国崛起。目前，北约东扩已伸至中亚、蒙古，同时与澳、新、日、韩等国强化合作。美国战略重心也转向亚太，60%的海空军力部署亚太，并通过《美日韩安保条约》及对东盟国家的拉拢，形成明显的围堵、遏制中国之势。二是海上领土争端。近年来，中国与海上邻国岛礁争端加剧，擦枪走火可能性增大。三是“三股势力”对中国西部威胁增大。当前，中东乱局使伊斯兰极端势力泛滥，美从阿富汗撤军将使塔利班卷土重来，“基地”组织在拉丹死后袭击目标本地化，不排除这股势力矛头转向中国的可能。中国境内2300多万穆斯林成为境外极端和敌对势力渗透的重点。

中国要缓解安全压力，既要稳固和经营周边，更要谋求外线突破。伊朗位于亚洲西南端，既是中国的“大周边”，也是“外线国家”，可在两方面纾缓中国的安全压力：一方面，伊朗是迟滞美国等西方国家战略包围的重要牵制力量。从地形看，伊朗高原与扎格罗斯山脉、兴都库什山、喜马拉雅山、青藏高原一道，形成拱卫亚洲大陆的天然屏障，伊朗恰好位于这一屏障最西端，客观上成为中国西陲安全的“桥头堡”。从政策看，伊朗是中东地区为数不多

敢对美国说“不”的国家，客观上成为阻隔北约东扩和美国“C形包围”的战略牵制力量。另一方面，伊朗是防范极端宗教势力向新疆渗透的重要“防火墙”。伊朗是中东为数不多的什叶派掌权的国家，其与逊尼派极端势力（如“基地”组织、阿富汗塔利班等）水火不容，因而是阻遏逊尼派极端势力蔓延的重要力量。

第三，伊朗是中国塑造国际新秩序、提供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借重力量。当前中国参与塑造国际新秩序面临重要机遇期。从国际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欧主导世界秩序的能力有所下降，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相应上升，国际格局处于“南升北降”的变动期和转型期；从国内看，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后，中国外交从侧重“韬光养晦”，转向侧重“有所作为”，参与塑造国际秩序意愿和力度加大。中国在“全方位外交”基础上，外交重点有所调整：其一，大国外交仍是重点，但联俄抑美、防范西方战略挤压态势明显；其二，保持外交平衡，但经营重点转向亚非拉国家，同发展中国家“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其三，更注重“金砖国家”作用，通过出席金砖峰会、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十几个国家用人民币结算，打破美元垄断地位。

在中国新型外交框架中，伊朗的地位重要而独特。首先，伊朗是中国构建多极化世界秩序的重要倚靠力量。伊朗坚持独立自主政策，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其最高领袖霍梅尼以及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都坚持独立自主外交。从战略态势看，欧亚大陆主要国家（中、俄、印、伊）保持良好关系，是防止单极霸权、塑造国际新秩序的重要保障力量。

其次，伊朗是构建新型金融秩序、打破美元霸权的重点一环。近些年，伊朗公开挑战“美元霸权”，用欧元代替美元结算和计价，有助打破美元垄断地位。再次，伊朗是检验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试金石。“十八大报告”强调中国“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伊朗是发展中国家一员，其目前受打压状况更是发展中国家遭遇的缩影：美国仅因伊朗不肯屈从，便将其冠以“邪恶轴心”、“暴政前哨”等恶名；西方国家没有获得伊朗制造核武确凿证据，却屡屡对其加紧制裁，许多发展中国家同情、支持伊核立场。中国对伊政策是检验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试金石”。

第四，伊朗是中国“经略中东”的重要突破口和潜在战略支点。中东石油储产比为78.6年，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1年。随着“能源重心西移”和“消费重心东移”，以及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提高，中国越来越离不开中东，但中国“经略中东”不可能重蹈西方霸权干涉老路，必须着力培育若干可以患难与共的“铁杆盟友”。而伊朗是中国在中东拓展影响的潜在战略支点。一方面，伊朗是中东唯一有能力制衡、牵制美国的地区国家。美国一直将中东视为实现霸权、遏制其他国家能源供应的战略重点，尤其随着美能源自给率提高，美借助中东石油供应打压和控制新兴大国的可能性大增。《华盛顿周刊》预测，未来50年，谁能控制伊朗、伊拉克和沙特三国，谁就能控制全球石油。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先后推翻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反美政权，叙利亚现政权也岌岌可危。伊朗是中东唯一有能力和意愿牵制美国的地区力量。伊朗越强大，美国独霸中东的意图就越难实现，中国在当地回旋的空间就越大。如果伊朗倒向美国阵营，其很可能与土耳其、沙特、以色列等构成美国在中东的几大“战略支柱”，使中东成为美国禁脔。因此，伊朗是中国在中东制衡美国的力量，也是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战略牵制力量。

另一方面，伊朗对华友好，政体稳固，是中国可以倚重的地区伙伴。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曾将国际关系分为敌对、非敌非友、友善三级，每级分为两等，共六个等级：对抗、紧张、不和、普通、良好、友好；每个等级又分“低、中、高”三档。中伊关系大体处在良好等级的低等水平，或非敌非友的上等水平。近些年，伊朗实行“向东看”政策，重点是与中国发展关系。在伊朗看来，俄罗斯只将其视为对抗美国的平衡点，而非真正的战略伙伴；印度、日本在重大问题上容易屈服于美国压力；巴西短期内缺乏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影响力。而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国力日趋强盛，中伊共同利益甚多，且中国对伊朗内政或中东地区无额外要求，因此伊朗将中国视为其实现地区大国梦，缓解西方制裁，抵御西方颜色革命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

2011年中东剧变后，埃及等阿拉伯大国转型曲折艰难，沙特等海湾国家因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而与中国隔阂增大，而伊朗政权基础稳固，更适合作为中国拓展中东的战略支点和前进基地。

二、主要干扰因素

在世界各国中，伊朗国情特殊。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奉行神权政体，曾因“输出伊斯兰革命”得罪不少地区国家，同时因激进反西方，得罪美国等西方大国。近些年，伊核博弈则将伊朗置于国际风暴眼。中国在伊朗的利益面临诸多威胁与挑战。

第一，美国因素是中国在伊朗拓展利益面临的最大变数。中美伊三角关系具有不对称、不稳定、高关联特性：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中国正由地区性强国迈向世界性大国，伊朗是地区性国家。伊美关系主要表现为对抗性；中国对美政策既具有合作性，也具有对抗性：当中国与美国抗争时，需要伊朗的配合与支持，当中国与美国合作时，则需要伊朗克制与冷静。

历史上，伊美结盟、中美敌对、伊美敌对、中美友好，都曾对中伊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当前，美伊敌对日趋加剧：伊朗矢志成为地区大国，美国则竭力阻止伊朗崛起；伊朗核计划不断推进，美国则竭力阻止伊朗研发核武；美国将以色列视为其在中东的主要战略资产，伊朗则坚定反以；美国将“中东石油以美元计价”视为美元霸权根基，伊朗则改用欧元及其他国家货币结算贸易。美国将伊朗视为“眼中钉”，对其在舆论上妖魔化、军事上威慑、经济上制裁。正因如此，美国不希望中伊深化合作。美国由于对伊朗影响力有限，因此重点对中国施压，诱压中国削弱与伊朗合作：一方面竭力说服中国减少与伊合作，鼓励其他能源生产国（如沙特）增加对华石油出口；另一方面不断加大对中国涉伊企业的制裁。

当前，美伊对中国的需求与压力均在增大，中国外交选择难度加大。伊朗不时提醒中国在伊有重大能源和经济利益，希望中国给予其更多支持和呼应。中国因支持力度达不到其预期，令伊感到不满和失落。美国则要求中国“负责任地运用其地位和影响力”，减少对伊交往，支持制裁伊朗。中美利益交织广泛，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关系权重显然高于中伊关系，中国要维护“新型大国关系”，就要顾忌美国的呼声，但中国未能积极配合美制裁伊朗行动，美国对中国的不满和失望日增。

中国在美伊之间“走钢丝”，直接影响中国在伊拓展利益，而且中国在伊朗利益越大，美国因素带来的风险和代价就越大。近年中国油企借西方国家退出伊朗能源市场之际，在伊获得不少大项目，但美国加大制裁又迫使这些企业不得不放慢合作步伐，甚至退出油气项目。2012年，中伊贸易额仅为370亿美元，比2011年的450亿美元下降18%。

中国从伊进口石油比例从2009年的16%降至2012年的6%。中国在伊投资降至4亿美元，比2011年约30亿美元的投资额下降近87%。

第二，伊核问题是当前涉伊最复杂的棘手外交难题。2003年2月伊朗宣布发现并提炼出铀后，美国等西方国家高度警惕，伊核问题由此浮现。在法德英斡旋下，伊朗曾于2003年12月18日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2004年11月中止铀浓缩等相关活动，但伊朗提出的相应条件（如和平利用核能权利等）未获三国支持。2005年8月内贾德上台后重启铀浓缩活动，迄今已建起完整核循环体系，能自主提炼浓度20%的浓缩铀。目前，伊朗将核计划视为其实现地区大国梦的关键指标和民族尊严的象征，加之伊核成本估计已达1000亿美元，因此不会轻言弃核。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伊油气资源丰富，没必要开发核能，指责伊试图借“和平利用核能”制造核武，竭力迫使伊朗弃核。这种结构性矛盾导致伊核危机日趋棘手。

伊核问题的双重性使中国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伊核问题包含核扩散与反核扩散的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正是通过渲染、夸大这点，借以拉拢其他国家参与对伊制裁。自2006年伊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后，美国先后敦促安理会通过第1696号、第1737号、第1747号、第1803号、第1929号决议，并且赞成对伊施压或制裁的国家占绝大多数。中国为维护负责任大国形象和核不扩散机制，在安理会接连投票支持对伊制裁，从而使伊朗对中国不满和怨言明显增多。

另一方面，伊核博弈具有霸权与反霸权性质。对西方国家而言，伊朗在巴列维时期发展核计划不是“威胁”，伊斯兰革命后发展核计划就成了“威胁”；西方国家至今未获伊朗制造核武的确凿证据，却借此对伊朗进行多轮制裁；美国对以色列拥有核武不置一词，对伊朗和平利用核能却百般围堵。伊核问题实际是美国打压伊朗的“抓手”，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理应支持伊朗的合法权益和正义斗争。但此种支持可能使伊朗“有恃无恐”，加大推进核计划，并对西方国家进行挑衅，由此可能导致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并威胁中国能源安全和利益。总之，伊核问题是中国拓展在伊利益的潜在不稳定因素，处理得当，中国可左右逢源，将伊核问题变为全球博弈和在伊利益经营的重要筹码；处理不好，中国可能“里外不是人”。

2013年8月鲁哈尼主政后主动为伊核危机降温。他认为，伊核能力已达相当水平，继续发展核技术不符合伊国家利益，因此借缓和核立场换取缓解制裁。

2013年11月24日，伊与六方达成初步核协议，同意停止进行5%浓度以上的浓缩铀的提炼活动；将现存浓度20％的浓缩铀稀释；不再安装新的离心机，不再启动尚未运转的或是建造新的浓缩设备。作为回报，美欧不出台与核问题相关的新制裁，暂停对伊汽车行业、贵金属交易、石化产品出口的限制，允许伊在现有水平上（约100万桶/日）出口石油并收回部分油款等。从2014年2月18日开始，伊与六方启动最终解决核问题谈判，迄今已举行多轮会谈。不管和谈结果怎样，伊核降温是大势所趋，因核问题爆发战争可能性下降，中伊深化合作的外交和安全顾虑减轻。

第三，“阿拉伯因素”。伊朗与阿拉伯国家民族（波斯人VS阿拉伯人）、宗教信仰（什叶派VS逊尼派)迥异，在多个领域矛盾尖锐。一是核立场对立。伊朗矢志推动核计划，海湾国家既担心伊朗核电站泄漏，影响海湾地区环境，更担心伊朗制造“波斯核弹”，威胁阿拉伯国家安全，因此一直反对伊核计划。维基解密文件称，沙特等海湾国家领导人曾力劝美国军事打击伊朗。二是争夺地区领导权。伊朗近年地缘环境改善，谋求地区大国意图明显。哈梅内伊直言，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均离不开伊朗。

但中东剧变后，沙特在海湾地区称雄意图也日益明显，并视野心勃勃的伊朗为头号威胁。海湾国家除联合自强外，还依托西方大国抗衡伊朗，积极配合西方制裁伊朗。

三是领土纠纷。伊朗与阿联酋围绕大、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以及与科威特围绕海上油气田边界划分均有争议，伊朗还对巴林提出主权要求，至今仍强调“巴林是伊朗的一个省”。

四是教派矛盾。近年来，伊朗致力于构建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的“什叶派新月地带”。2011年中东剧变后，伊朗利用教派纷争插手也门、巴林等国内政，力挺叙利亚巴沙尔政权。而阿拉伯逊尼派国家则强力反击，沙特、阿联酋联手出兵巴林，镇压什叶派抗议活动；沙特、卡塔尔等资助叙利亚反对派，双方教派矛盾日趋公开化。

五是心理隔阂。部分阿拉伯学者将伊朗视为中东的“麻烦制造者”，伊朗在阿拉伯世界公众形象日益变糟。对17个阿拉伯国家和3个非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土耳其、阿塞拜疆、巴基斯坦）进行的民调显示，2006年伊朗在这些国家受欢迎度达75%，2012年底降至25%；2006年，伊核计划得到多数穆斯林国家支持，但六年后多数国家民众反对伊核计划，对伊态度由同情转向“以压促停”，支持动武比例也在增加。伊朗与阿拉伯国家暗战升级，使中国深化与伊朗合作顾虑增多。

中国在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均有重要利益，但阿拉伯国家对华重要性更突出：政治上，中东地区有22个阿拉伯国家，是中东政治主流，中国拓展国际影响力离不开这些国家的支持；经济上，中阿合作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海合会六国，其作为中东最具活力和潜力、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组织，是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第七大出口市场和第八大进口来源，也是中国海外最具发展潜力的资本市场和工程项目承包市场。

沙特连续十几年成为中国在西亚北非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2012年中沙贸易额达732.7亿美元，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沙特最大贸易伙伴。相比之下，中伊贸易额则由2011年的451亿美元，降至2012年的370亿美元。近年来，因中国对“阿拉伯之春”反应负面、在联合国否决叙利亚决议、反对制裁伊朗，海湾国家对中国不满日增。中国未来在伊朗拓展利益，不能不更多顾忌阿拉伯国家的感受与关切。

第四，中伊差异。一是中伊对双边关系认知存在落差。伊朗认为现行国际秩序不合理，应用新秩序取而代之，对美奉行“全面对抗”政策。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虽感不满，但并无意挑战和颠覆现行秩序，对美强调“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发展“新型大国关系”。

国际观差异造成两国对中伊关系定位差异甚大。中国对伊朗经济诉求大于战略诉求，其利益排序为：经济利益（能源和经贸）、安全利益（地缘政治）、政治利益；伊朗对中国战略诉求大于经济利益，排序为：安全和政治合作、经济和能源合作、核问题。在实际操作中，伊朗加大与中国经济和能源合作，主要是为实现利益捆绑，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多为伊朗说话撑腰。这些能源和承包项目工期很长，有的要持续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中国可能被这些项目束住手脚，在利益权衡下进退失据。

另外，双方外交优先排序也不相同。伊朗对外政策目标包括：巩固海湾大国地位，谋求成为中东强国，成为伊斯兰世界领袖，强化世界能源大国地位，化解伊朗核危机；其对外关系的重要性排序为：海湾邻国、伊斯兰世界、非敌对大国、西方国家。在实际操作中，伊朗因处境孤立，对中国外交借重较为明显。而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

按重要性排序，第一层次是美俄等大国（中俄是准盟友关系，中美非敌非友）；第二层次是邻国（尤以与朝鲜、巴基斯坦关系最为重要）；第三层次是中国的海外能源、资源、市场、投资国（如伊朗、委内瑞拉、沙特）；第四层次是其他国家关系。伊朗对华的重要性，大国层面不如俄美，地区层面不如朝鲜和巴基斯坦，大体介于第二层次与第三层次之间。中伊对双方关系定位及外交排序的差异，造成两国政治交往不平衡。伊朗来者多，中方去者少，反映中方对伊朗重视程度不够。伊朗将未能成功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归咎于中国，伊朗政府内部也有反对“向东看”政策的声音。

二是深化经济合作遭遇瓶颈。一方面，双方深化经贸合作面临一定阻力。中国商品大量涌入伊朗市场，伊朗经销商和普通百姓大多乐见其成，但部分商界和学界人士抱怨中国廉价商品大量涌入，严重威胁伊朗产品，损害伊朗本国工业，危及伊朗人就业岗位，导致伊朗外汇减少，抵御西方制裁能力被削弱，认为伊朗不应从依靠西方国家，转向依靠中国。

伊朗媒体经常抱怨中国商品质量不佳，搞价格欺诈。当前，伊朗限制进口开支，禁止170种“品质低下”产品进口，被禁产品几乎都是中国制造。另外，伊朗是欧佩克中的“鹰派”，主张限产提价，这与中国希望国际油价“越低越好”的诉求直接相悖。另一方面，伊朗投资环境不理想，“赚伊朗人的钱不容易”。伊朗法律规定，外国公司只能以合资方式投资，外方所占股份不能高于49%，投资者利润要汇往国外需得到伊朗监督委员会批准，在遇到伊朗外汇短缺时政府会限制汇出。同时，伊朗与外商合同条款中有很多不合理限制，如规定所有设备采购都需要伊朗政府批准，材料和服务供应商的名单也都需要审批，而伊朗政府审批缓慢，使投资商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在能源合作领域，伊朗采取回购合同模式，即采取投资返还、利息加报酬费，与油价没有直接关系，外来投资者不可能获得高收益。而且，“回购合同”的执行对成本控制和时间控制要求很高，勘探期、评价期或开发期延长，都将直接导致回收期的相应缩短，给投资回收造成困难。据世界银行《2011全球经商环境评估报告》，伊朗在183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29位，在中东国家中排名垫底。经济和能源合作是中伊合作“压舱石”，经济合作领域中问题颇多，直接影响中国在伊拓展经济利益。

此外，双方文化隔膜感较强。中国是儒家传统，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无神论。而伊朗人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尊心极强，骨子里更仰慕西方国家；由于近代以来屡遭外敌干预与入侵，伊朗自我防范意识极强，对大国充满戒心；内政外交伊斯兰化色彩浓厚。中伊双方价值观差异甚大，缺乏文化亲近感，建立战略互信难度大。

三、总体评估

准确定位中国在伊朗利益的重要性程度，必须将其置于中国外交总体框架下，既进行必要的成本收益分析，更要着眼战略考虑和长远趋势。

从成本收益角度看，衡量中国在伊朗利益的大小和重要性，大体可用“可替代程度”衡量：双方合作及涉及的利益对中国越是不可替代，表明其对中国越重要；反之亦然。目前，中国在伊朗的利益大体介于战略性（以安全利益为主）与实效性（以经济利益为主）之间，尚未到不可替代程度。

其一，伊朗对中国的政治借重大于中国对伊朗的借重。从国家规模看，中国是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伊朗是崛起中的地区大国，中国国土面积是伊朗的5.83倍，人口约是伊朗的19倍；从外交处境看，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在重大国际事务中享有否决权。中国奉行“全方位外交”政策，与绝大部分国家都建立了正常关系。伊朗在国际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严重对立，在地区与以色列水火不容，与部分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矛盾尖锐。伊朗看重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希望通过加强对华交往，摆脱外交孤立，增强伊朗抗衡西方国家的能力，扩大伊朗在中亚影响力。

在伊朗看来，与日趋崛起的中国合作，可以弥补与西方国家交恶造成的损失。某种程度上，伊朗将中国当成了对付西方国家制裁的挡箭牌。而中国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对伊朗需求则十分有限。在国家间关系问题上，能否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事关中国崛起进程，而中伊关系则起不到如此大的作用。

其二，中国对伊朗能源进口的依赖小于伊朗对中国能源出口的依赖。一方面，伊朗石油产量下降和出口减少，不致严重影响世界石油供应市场。在正常情况下，伊朗原油出口大约250万桶/日，而目前世界剩余石油产能大约240万桶/日（其中80%掌握在沙特手中），这意味着，即使伊朗原油出口完全停止，全球能源供应市场也不会出现大规模短缺。2012年2—5月，伊朗石油产量由342.4万桶/日降至313.8万桶/日。同期，沙特、科威特等国大幅增产，到2012年5月两国石油产量分别增至991.7万桶/日和285.8万桶/日，分别增加了25.5万桶/日和20.7万桶/日，完全填补了伊朗石油产量下降的空额。伊朗石油减产并未导致国际石油供应短缺及油价大涨，其“石油武器”日渐失灵。另一方面，中国原油进口多元化趋势明显，尚不致在伊朗“一棵树上吊死”。2009年，伊朗仍是中国头号进口石油国，约占中国石油进口量的14%—15%。此后受西方国家制裁影响，中国从伊进口石油逐渐下滑，2012年即从上年的55.5万桶/日降至43.3万桶/日，同比减少22%。

与此同时，中国从安哥拉、沙特、俄罗斯等国进口原油相应上升。其中，中国从俄进口原油从39.5万桶/日增至50万桶/日，基本抵消了从伊朗减少的11.2万桶/日。2012年12月“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线”全线贯通，加上俄计划未来十年石油产量增至1000万桶/日，中国从俄进口原油还将大幅增加。

2013年6月，中俄签署能源协议，俄未来25年每年将向中国供应4600万吨石油，由此极大增强了中国能源安全系数。此外，中国在伊拉克能源开发力度加大。相比之下，伊朗因多年屡受西方制裁，尤其是2012年欧盟禁止从伊进口石油，其能源出口逾70%输往亚洲，尤以中国、印度、日本与韩国为主。而日本和韩国是美国地区盟友，正日渐减少从伊进口原油，伊朗能源合作重心日趋转向中国和印度，并将中国视为第一大原油出口对象，其“改换门庭”的难度较大。

其三，中伊经贸“不对称依赖”，伊朗对华贸易依赖大于中国对伊朗的依赖。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贸易数据，2012年，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双边贸易额排序依次为：欧盟、美国、东盟、香港、日本、韩国、台湾、澳大利亚、俄罗斯、巴西、沙特、印度、南非、加拿大、伊朗。伊朗在中国对外双边贸易额中仅排第15位。中国则是伊朗的最大对外贸易伙伴。据美国中情局2011年数据，在伊朗进口来源国中，阿联酋排第一位，占伊进口总额30.9%；中国排第二，占17.4%。由于伊朗从阿联酋进口额中半数是中国转口贸易，中国实际上是伊朗最大进口国。在伊朗出口目的地国中，中国稳居第一，占伊朗出口总额21.2%，远高于紧随其后的日本（9.1%）、土耳其（8.8%）、印度（8.1%）、韩国（8%）和意大利（5.3%）等国。

综上判断，中国在伊朗的国家利益大体介于战略性与实效性之间。这种利益定位，决定了中国对伊政策既有稳定性，也有摇摆性。“中国也许会为巴基斯坦而战，但不会为伊朗这么做。”③美国学者高江龙将中国对伊政策概括为“战略机会主义”。

从长远和战略角度看，伊朗则是中国的潜在战略合作伙伴。仅用“账房先生式”的量化方式衡量中国在伊朗利益，很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误区。严格来讲，世上没有一个国家对中国重要到不可或缺程度。考察中国在伊利益，还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伊朗和处理中伊关系”，“将中伊关系提高到新水平”。长远看，伊朗是中国有待强化的潜在战略合作伙伴。这主要取决于国际格局、中国国际地位、中美伊大三角关系的发展变化趋势。

首先，国际经济格局“南升北降”趋势明显，与发展中国家强化合作成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成为中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倚重对象。西方国家曾长期占据国际权力体系主导地位，但近年来，国际力量对比“南升北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均增速比发达国家快2—3个百分点，世界经济增长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目前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中占4席，2050年将增至6席。中国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顺应国际格局的历史性变化，与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2年中国对欧盟、美国、日本、香港等四个传统市场贸易额比2007年下降6.2%，同期中国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贸易比重上升6.2%。另一方面，加强与新兴国家合作，是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的突破口。中国的全球经济角色、产业定位已被嵌入现有经济结构当中，发达国家不愿放弃现行“中心—外围”结构和世界经济旧秩序，且目前欧美经济萧条，保护主义升温，中国开拓欧美市场空间有限。相较而言，南南合作成为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的一把钥匙。中国出口发达国家以贴牌产品为主，而出口发展中国家产品则以自主品牌产品为主。通过开拓新兴市场，中国形成了中兴通讯、华为技术、长城汽车等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因此，只有加强同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才能壮大中国高端制造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2013年2月，中国商务部等七部委发布《关于开拓新兴市场的若干意见》，将开拓新兴市场提升到战略高度，商务部还提供了“重点合作国家”的若干标准：人口在1000万以上；人均GDP1000美元以上；整个GDP在1000亿美元以上；对华贸易增速快，市场份额尚未饱和；贸易风险可控等等。伊朗基本符合上述标准：人口7900多万，2012年GDP总额为4838亿美元，人均6360美元，且油气资源居世界前列，对华态度友好，是中国开拓新兴市场的理想合作伙伴。

其次，中国从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大国的角色转换，决定了中国需要提前投棋布子。经合组织2012年报告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2016年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按汇率计算，中国GDP将在2020年左右接近美国。另据世界银行预测，如果中国经济一直不低于6%—6.5%的增速，中国将在2030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尽管这些机构预测结果有差异，但总体看，未来十几年中国将逐渐由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大国角色转换。

中国未来将拥有更多的全球利益，中国外交需要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塑造，外交战略也将由“撞击反应式”的“大国小外交”，向“参与塑造型”的“大国强外交”转型。因此，中国对外战略应该有前瞻性眼光和“提前量”，尽早塑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生存和发展环境。中东地区是中国能源供应的主要来源地，是中国未来必争、必进之地，中国需要花大心思和大气力进行布局和投入，以便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伊朗是中东地区大国，无论资源储量、人口规模、市场潜力、战略地位都相当可观，是中国在中东拓展利益的理想战略支点。

最后，中美伊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处理中美关系不能以牺牲中伊合作为代价。对中国而言，防止与美国爆发大规模战争，是实现国家发展“三步走”的基本前提；对美国来说，防止中俄变成敌人，是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关节点。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就是“拉其为友，防其为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遏制加接触”政策，由此决定了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坏也坏不到哪儿”。

目前，美国以“接触政策”改造中国的两大战略目标正在落空：经济上，中国并未因入世、参与全球化而将国企私有化，未成为美国“外围地带”，经济崛起势头明显；政治上，中国并未因“经济开放”导致“政治变色”，“十八大报告”中“不走改旗易帜邪路”的表述，意味着西方国家政治改造中国的企图落空。

在此背景下，中美结构性矛盾恐将凸显：美国建立单极霸权体系的战略筹划与中国多极化的主张尖锐对立；中国实现崛起与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矛盾将日益尖锐；中国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业与美国“再工业化”、继续把持世界产业链高端的矛盾凸显；中国国有企业壮大和“走出去”与美国等西方跨国公司继续主导世界经济的矛盾加剧；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与美国继续维护美元霸权的矛盾日趋突出。因此，美国对华战略中遏制和防范的一面恐将日渐加强。

2013年5月，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撰文列举当前五大挑战，“中国崛起”赫然在列。该所研究报告还称应建立“环中国亚洲强国集团”，以防范和遏制中国。即使经贸合作这块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也暗含不利中国成分：中国向美出售廉价产品，换取美国高附加值产品，导致财富隐性向美流动；中美贸易用美元计价，无形增强了“美元霸权”；中国用廉价产品赚来的美元纸钞，难以在美国购买到实质性资产，只能投资于美国债券市场，助推美国经济；美国为转嫁危机，频频“量化宽松”，导致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不断缩水。

相比之下，中伊合作不仅互补性强，而且双边合作中中国实际收益更大：伊朗是中东产油国中唯一愿意用人民币结算能源产品的国家，此举有助于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从伊进口80%以上为能源产品，对伊出口大部分为机电产品，这种结构有助优化中国出口结构，提高工业化水平和能力。

因此，发展中美关系不应以牺牲中伊合作为代价，加强中伊关系与管控中美关系是辨证关系：一是中伊合作可以增大中国外交回旋空间，增加对美博弈筹码，而且中美矛盾越凸显，加强中伊关系越重要；二是中国对外能源开发起步晚，那些开发风险小、与西方国家关系友好的能源市场，大都被西方公司先占，中国正是由于美伊敌对，才有机会与伊拓展能源合作；三是美国打压伊朗、干涉中伊合作，明显带有强权政治和“治外法权”色彩。中国顶住美国压力与伊正常合作，更能体现独立自主的立场，赢得国际尊重。如中国一味顾忌中美关系“重中之重”，而忽视在伊朗利益的重要性，与其疏远关系乃至参与美国制裁打压，虽会维护中美关系的“面子”，却将丢掉地缘和能源安全的“里子”。（来源： 能源情报）